唸書人身上的一塊“胎記”–文史–找九宮格共享中國作家網
一
曹丕的《典論·論文》是中國文瑜伽場地學批駁史上第一部文學專論，因被南朝梁太子蕭統編進《昭明文選》而得以幸存。這篇文章對文章之學、文人才性和文學批駁等方面均有觸及，不掉為一篇群情宏通、言之有物的典范之作。
文章一開首的四個字，像一道深入的標誌，一向烙在歷代文人生態和傍觀者的心思認識之中。說它以偏概全，顯然有太多實例可供佐證；說它一語中的，倒也不乏史料可以反證“曹說”的非是。這四個字即是“文人相輕”。也許是覺得意猶未盡，曹丕又續綴了別的四個字：“自古而然。”
所謂“量人易，量己難。”按《世說新語》的記錄，曹丕自己就是“文人相輕”的實例。不克不及說曹丕無才，相反，他還穎出時輩，與眾不同。在昔時的鄴下文人團體中，礙于曹氏父子的位置，“建安七子”天然會閃避著他，不敢掩其矛頭。曹丕的《敘詩》中就有這么一句話：“為太子時，北園及東閣課堂并賦詩，命王粲、劉楨、阮瑀、應玚稱同作。”一個“命”字，不丟臉出他作為召集人和文壇魁首的位置。
曹丕的芥蒂在于，與“八斗家教之才”的親弟弟曹植比擬，本身的文采相形見絀。在妒才和顧忌曹植與其爭儲的雙重心思安排下，曹丕一時掉往明智：在正常的創作狀況下，我不是你敵手，那我就讓你快中犯錯，來個七步成詩。若你不克不及在限制的前提下完成此詩，我的雙方存亡契約便立即失效。
前提這般刻薄，也難不倒曹植這個倚馬可待的捷才，一首《七步詩》信口開河：“煮豆持作羹，漉菽認為汁。萁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本自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”詩成即名垂，后人每論棠棣之情或兄弟相殘之事，總會援用此詩，貶損曹丕而欽仰曹植。
曹丕在“論文”中還說起史學家班固的一樁糗事，班固對與之才名和學問相當的辭賦家傅毅有所鄙棄：“武仲（傅毅字）以能屬文，為蘭臺令史，下筆欲罷不能。”說傅毅固然靠寫文章做了官，但其行文拖拉、說話不敷控制，著名不副實之嫌。這說法實在很難成立，明眼人皆知文章文體各不雷同，字數是非并非權衡好壞的尺度。從班固的話里，不難嗅出有股子“相輕”的酸味。實在，作為撰寫了“前四史”之一《漢書》的一代史學家，班固論傅毅文章的短長尚為大事，對屈原《離騷》的驕易，說什么“露才揚己”“強非其人”“皆不符合法令度之政，經義所載”等，則屬鑒賞目光的題目了。
“文人相輕”就像唸書人身上的一塊“胎記”，自曹丕提出后，便不停于后人之唇舌。
再作兩處書錄，自家信柜里有本馮夢龍編著的《古今譚概》，此中一則故事寫的是趙孟頫和洽友周草窗。趙孟頫有一方“水晶宮道人”的印，周草窗傳聞后就請人刻了“瑪瑙寺行者”的印章與之照應，趙孟頫遂棄“水晶宮道人”印章不消。后來，趙孟頫偶見周草窗的同親崔進之的藥店里有塊“攝生主藥寶”的招牌，便用“敢逝世軍醫人”與之聯對。崔進之了解后頗感不悅，也立馬摘牌。趙孟頫語人曰：“我本日方為水晶宮吐氣。”趙、崔二人皆以私物為奇珍，不克不及接收旁人的附會和窺伺，剛好合適“文人相輕”的普通特征。
再看《清朝別史年夜不雅》中的故事：臧壽恭、嚴可均是湖州同親，兩人都博學通經。臧壽恭的門生楊峴某次往看望教員，在渡船上巧遇獨酌的嚴可均。嚴可均得知楊峴是往看望臧壽恭，立即面露不屑之色，說：“臧或人是鄉人子，也配做你的教員啊？”幾日后，楊峴又問臧壽恭：嚴師長教師的學問若何？臧壽恭也藐視地說：“他方才能讀《三字經》。”這是不帶臟字的罵人話呀，暗諷嚴可均尚處開蒙階段。
文人來往中的各種事例，確切給傍觀者留下不少“話柄”，所以“文人相輕”這塊膏藥，遲遲不克不及從文人的臉面上揭上去。
二
或出于某種“逆反心思”，不知從何日起，我更為追蹤關心起“文人相重”的汗青記錄。比之“相輕”，“相重”才是文人應具的本懷和格式。
清阮葵生在《茶余客話》中有記錄：姜西溟、湯西涯、宮恕堂和史蕉飲等幾位文友，某次喝酒之余，談起未來都要出小我文集，卻不知可否傳世，所以約定把各自的年夜名、尊號都收錄于彼此的集子中。如許的話，未來如有一人傳世，則等于大師皆傳世。這表現了一種抱團認識，和“文人相輕”構成反差。
我讀唐代詩人來往一節，常有某種激動。好比瑜伽教室王維、孟浩然同為唐朝田園詩的杰出代表，也是同病相憐的一對老友。孟浩然曾以一首《留別王侍御維》表達與王維之間的誠摯友情。李白、杜甫的相遇，被聞一多稱作“太共享會議室陽和月亮的相碰”。他們瞭解于唐朝由盛轉衰之時：744年，李白被朝廷“賜金放還”，路過洛陽時與杜甫把酒言歡，非常融洽。那時李白詩名藉藉，杜甫尚屬無名之輩，但彼此間并無你高我低的俗套。后來兩人同赴開封、商丘等地游歷，常借酒賦詩酬答。杜甫在《春日憶李白》中寫道：“交流何時一樽酒，重與細論文。”杜甫擔心比本身年長11歲、正處于自我流放途中的李白的平安，心中佈滿掛念：“江湖多風浪，船楫恐掉墜”“水深海浪闊，無使蛟龍得”關心之情儼如兄弟，哪有一絲“相輕”習慣？元稹、白居易不只文風附近，以道義相交友，還一路經過的事況了宦海沉浮，可謂同甘共苦。
這些同時期杰出文人的來往，重情重義、景象高華。當然，唐代文人之往來也不全然是赤誠相見、花團錦簇。據傳，初唐詩人劉希夷所寫佳句“年年事歲花類似，歲歲年年人分歧”，遭舅舅宋之問的覬覦，宋之問生出將此詩句竊為己作的荒謬動機。這種設法被劉希夷謝絕后，宋之問末路羞成怒，聽說竟用裝土的袋子將劉希夷活活壓逝世，組成“因詩殺人”的特例。在唐代年夜體安康敞亮的詩人生態中，宋之問的卑鄙行動顯然屬于極個體的一處“暗角”。
三
再說宋朝。蘇軾赴京應試的文章（試卷皆隱往姓名），初得點檢試卷官梅堯臣的贊許，再經禮部省試主考官歐陽修的審讀，歐陽修錯認為此文系自得門生曾鞏所作，為避嫌而將此文列為第二。復試時，又見到一篇異樣鶴立雞群的好文章，歐陽修便將其擢為第一。直到發榜時，歐陽修方知兩篇文章皆出自蘇軾之手。他非常興奮，在給梅堯臣的信中說道：“讀軾書，不覺汗出，快哉快哉！老漢當避路，放他出一頭地也。可喜可喜！”愛才之心、玉成之意、度讓之德溢于言表。后來，蘇軾對無名詞人秦不雅的培育也是不遺余力，賜與他無所保存的加持，甚至托舊日政敵王安石予以看護，與歐公之狀感慰奚似！
還有一種“文人相重”，屬于會意處不用在今，乃為隔世的賡續追慕和踵事增華。好比明代“唐宋派”回有光等人問津唐宋八大師，而“前后七子”主意“文必秦漢”等皆屬此類。往遠了說，典故“陽春白雪”“曲高和寡”所指的宋玉，承傳屈原風骨、買通楚辭漢賦，史稱“屈宋”，亦可謂有一股與祖先神交的古雅之風。東晉時代幾近無名的陶淵明，逝世往100余年后才被南朝梁太子蕭統挖掘出來，將其作品列進《昭明文選》，并為其文章作序，予以很高評價。后來陶淵明文名藉藉，唐人無不為之延譽，使他終成中國田園詩的詩宗；而同時期劉勰的文章學名著《文心雕龍》，是經文壇魁首沈約的推薦才得認為全國所知的。至于杜（甫）、庾（信），李（白）、謝（朓），皆屬數百年開外的“隔世知音”。限于篇幅，筆者僅以并稱的方法以示敬意。
當然，“相重”盡非功利化的、無準繩的吹噓，故非以虛禮酬酢致也，而是一種彼此的發明、認同和愛慕。即如前文說起的王安石和蘇軾這兩年夜政敵也始暌終合、冰釋前嫌。1084年，傳聞蘇軾要來江寧拜會本身，前宰相王安石掉臂年老，親往渡口迎接。這“唐宋八大師”中的兩位大師相伴數日，詩文唱和，晤談甚歡。分辨之日，看著蘇軾遠往的背影，王安石對身邊人欣然言道：“不知更年幾百方有這般人物。”過往的排擠、對峙和“相輕”似乎早已沖淡，彼此心中唯余一份難舍且“相重”之情。
所謂“文人相輕”，在我看來現實上是一種負氣耍峭，也是一種不敷強壯、稍欠明亮和睦局狹窄的“小我”格式，甚至仍是一種擺不上臺面的陋習。唐代張九齡有“相知無遠近，萬里尚為鄰”的詩句，剛好勾畫出文人世的相知、相重并不在于情勢和遠近，即使是緣慳一面者，也可以在彼此作品的語境中瞭解與重逢。這是一種心靈的投機和情懷的樸茂，完整可以疏忽地輿上的間隔、成分上的高下，甚至可以穿越時期，引後人為良知。誠所謂文堪矜式來者，氣可上追前人，此種“文人相重”必令人聯想風器、氣昌情摯，應予遐抬高蹤、倍加推重。筆者常常夜讀，如晤前人、如聞琴曲，便作如是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