略論清初江南理學之風
——以陸桴亭、陳確庵為例
作者：嚴壽澂
來源：作者惠賜《儒家郵報》
時間：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6月2日
摘要
古人論清代學術，年夜率以為明亡之后，理學風氣衰歇，再無理論之建樹，代之而起者乃所謂實學。然若細檢清初文獻，可知雍、乾以前，理學之風實頗盛，江南尤然。須知所謂理學者，以實踐為要務，以鄉里為始基，與古人心目中之哲學，本自有異。清初江南理學諸公，痛全國之多故，懲士風之不振，乃相與講明事理，身體力行，又究心鄉邦利病，布德施化。其流風余韻，延至平易近國仍未斷絕。茲以太倉陸桴亭（世儀）、陳確庵（瑚）二師長教師為例，略作論說，以就教于學界。
關鍵詞
清初理學 陸世儀（桴亭） 陳瑚（確庵） 敬 講學
一、序文
今時學者論清代學術，年夜都認為明末以降，理學衰歇，所謂實學代之而起。其重要依據是，清代的理學人物，年夜都在理論上無多建樹。但是須知，理學并不是東方意義上的純哲學。現代新儒家宗師熊十力，欲與東方哲學及佛學爭一日之短長，終其平生，孜孜于儒學的理論建構，以為宋代表學家雖“嚴于治心”，卻“疏于治物”，理論上甚為缺乏。但是同時又指出：“理學之為學，無妨從俗言之，曰生涯哲學。”是以，“理學在哲學界，別是一途，不當以理論求之。”[1] 按：此語甚諦。要言之，儒學的最基礎，實在于學做人，而學做人必須從心腸上扶植，重在品德實踐，僅有理論建構，無濟于事。因學做人而嚴于治心，趨于理學，可謂勢所必至。更須知，人是社會性的生物。依儒家之見，人對于同類有基礎的同情之心，此心內在于人道，即所謂仁。人與禽獸的最年夜區別，端在于此。儒家是以重一“推”字，故曰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人之幼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。所謂“親親而仁平易近，仁平易近而愛物”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），恰是這一境界。
明清之際，遍野哀鴻，人倫劇變，真孟子所謂所謂充塞仁義，率獸食人，顧亭林所以有“亡全國”之嘆也。仁心未泯的儒者，豈能對此淡然不顧。但是氣節之士身處鼎革關頭，又焉能泯絕舊君故國之思而靦顏事仇。其處之之道，則是“隱居以求其志”。此所謂志，如徐澄宇（英）所指出，乃是“吾十五而志于學”（《論語·為政》）之志，亦即所志在圣賢。[2] 圣賢決非自了漢，所關切的不是個體的解脫或獲救，而是圓顱方趾同類的福祉。故孔子曰：“鳥獸不成與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”（《論語·微子》）
以一逝世堅拒康熙帝召見的關中年夜儒李二曲（颙，字中孚），恰是“隱居以求其志”的典範。其口傳之〈匡時要務〉，開首即云：“年夜丈夫無心于斯世則已，茍有心斯世，須從年夜最基礎、年夜肯綮處下手，則事半而功倍，不勞而易舉。夫全國之年夜最基礎，莫過于人心；全國之年夜肯綮，莫過于提示全國之人心。然欲醒人心，惟在明學術，此在本日為匡時第一要務。”學術則不講不明，是以，“立人達人，全在講學；移風易俗，全在講學；撥亂返治，全在講學；旋乾轉坤，全在講學。為上為德，為下為平易近，莫不由此。今生人之命脈，宇宙之元氣，不成一日息焉者也。息則元氣索而生機漓矣”。[3] 清初理學之士，不愿出仕新朝，又不克不及恝置斯世，其立品治學之所祈向，可謂歸納綜合于此數語中了。
鼎革之際，杏花煙雨的江南，多義士，多遺平易近。興兵于山海之間，百折不撓，卒以身殉的張蒼水（煌言，字玄著）；屏跡天平山中，終身不進城市，以底于完節的徐俟齋（枋，字昭法））；皆為江南之產（蒼水籍鄞縣，俟齋籍長洲）。可見江南士年夜夫，絕不僅是古人所艷羨的風流佳人，終日徘徊于花間尊前，吟詩作畫，度曲吹簫，此中年夜有艱苦卓絕、堅守氣節的講學之士。昆山朱致一（用純，號柏廬）致徐俟齋書有云：“孔子曰‘修己以敬。’己非外人物而為孤孑之己，修亦非外人物而為偏寂之修。與人接物而不掉其敬，恰是持己而不掉其敬，故一修己而人安蒼生安。弟嘗謂若視別人一分可忽，即是本身一分學力未到。此語諒不背圣賢修己之旨。蓋圣賢實見人之于我，此心同，此理同，吾無可驕于彼，彼無可為吾忽也。”[4] 身為遺平易近，韜光養晦，不仕新朝，但是痌瘝在己，不克不及忘情于斯世斯人。張橫渠〈西銘〉所謂“平易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”，恰是此物此志。
陸桴亭（世儀，字道威），明諸生。明末“復社方盛，招之勿往”，與同里陳確庵（瑚，字言夏）、盛冷溪（敬，字圣傳）、江藥園（士韶，字虞九）諸人，“相勵以道義，為體用之學”。[5] “明亡，嘗上書南都，不見聽，又嘗參人軍事”。事敗，“鑿地寬可十畝，筑亭此中，高臥閉關謝客”，故自號桴亭。全國既定，應諸生之請，講學東林、毗陵二書院，“復歸講于里中，當事者屢欲薦之，力辭免”。[6] 同治七年，合肥蒯德模出任太倉知州，尋訪陸、陳、江、盛諸人遺跡，低佪感歎，以為四師長教師“講道于荒江寂寞之濱，閉戶潛修，一洗靡麗聲華之習，而正學復明于世。其流風余韻，予嘗慨焉慕之”。于是三年后，捐俸刊刻《陸陳兩師長教師詩文鈔》（《桴亭師長教師文鈔》六卷、《續鈔》一卷、《詩鈔》八卷，《確庵師長教師文鈔》六卷、《詩鈔》八卷））行世。[7]
桴亭、確庵二師長教師，哀平易近生之多艱，痛士風之不振，相與講明事理，以敬天為宗，固守程朱家法，身體力行，同時又究心鄉邦利病，布德施化，足為清初理學典範。表揚鄉先賢，發潛德之幽光，乃后起者之責。茲不揣淺陋，以《桴亭師長教師文鈔》、《確庵師長教師文鈔》諸文及《思辨錄輯要》有關章節為例，參以張楊園（履祥）、徐俟齋、朱柏廬諸人之作，略述清初江南理學之風，以就正于學界。
二、敬為做人最基礎
清人論理學，群推二陸師長教師為程朱正宗。二陸者，一為稼書（隴其），一即桴亭。稼書論學，一以程朱為準，所謂粹然醇儒，年夜為清廷所尊，從祀孔廟，賜謚清獻。但是正如錢賓四所指出，其論學，“門戶之見過甚，并時學者已不滿”，如湯潛庵（斌）即曾“貽書諍之”，而稼書終不克不及改。[8] 桴亭之學，則堂廡特年夜，不僅不立程朱門戶，甚至亦不立道學門戶。聲稱道：“儀無主旨，但只教人真心做圣賢。”[9] 真心做圣賢，便無需道學門戶。故曰：“道之外無學，道學之外無人。”是以，“不用說道學，只是做人。做得一分是一分，做得兩分是兩分，做得八九非常是八九非常”。而做人則是“須做正經人，自皇帝以致于庶人，一是皆以正經為本”。[10] 道學所講者，恰是若何切切實實，往做一個正經人。而“晚世講學，多似晉人清談”，清談最為害事，孔門則“無一語不教人就實處做”。故所謂講學，決非“口舌相角勝”，而是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各務躬行，各敦實行，庠序之中，誦詩書禮樂罷了”。否則便如明代嘉靖、隆慶之間，“講學者以多為貴，呼朋引類，動輒千人，附影逐聲，廢時出事，甚至有借以行其私者，此所謂處士橫議也，全國何賴焉。”故曰：“全國無講學之人，此世道之衰；全國皆講學之人，亦世道之衰也。”[11] 可謂慨乎其言之矣。
其心目中的道學，并不僅是一己的修身，而是品德修養與經世功業兼備。故曰：“凡經皆體，凡史皆用。不知經，內圣之學不明；不讀史，外王之道不具。二者不成偏廢也。”[12] 錢賓四是以認為：“桴亭學之最值稱道者，乃在其理學與經濟之兩面兼盡。……自朱子后，能本末精粗，內外體用，一以貫之，實惟桴亭有此蘄向，亦有此造詣。”[13] 稱頌可謂備至。
桴亭以為，“古昔圣賢所謂內圣外王、有體有效之學”，便是德業兼備：
德者，體之立也，內圣之所由積也；業者，用之著也，外王之所由成也。德非一，自一介之士一言一行一念一事，與夫卿年夜夫之三德六德，以致于堯舜之精一執中，微與著分歧，而皆謂之德；業非一，自門生之六藝詩家教共享會議室書、文章著作，與夫受一命之榮而治平易近事神，以致王者之平章協和、配天享帝，小與年夜分歧，而皆謂之業。德與業，人之所同，而所以進之修之者，萬有分歧。[14]
萬有分歧之中，自有其雷同者，即敬，此乃進德修業的基礎。故曰：“只提一‘敬’字，便覺此身舉止動作，如在明鏡中。”“敬如日月在胸，萬物無不畢照。” 又曰：“人心多邪思妄圖，只是忘卻一‘敬’字。‘敬’字一到，正如太陽當頭，群妖百怪，迸發無跡。”[15] 故曰：“‘敬’字為心法。”依理學家之說，“滿街人都只是這個心，這個心都可以做圣人”，但是圣人卻不是人人能做，個華夏因，恰是少了這個“心法”。[16]
崇禎十年丁丑，桴亭、確庵與盛冷溪、江藥園四人，“相約為遷善改過之學。時桴亭作《格致篇》，首提‘敬天’二字”。[17] 以為敬天便是“敬吾之心”，“敬吾心如敬天，則天人可合一矣，故敬天為進德之門”。嗣后讀薛文清（瑄）書，有云：“敬天當自敬心始。”年夜為嘆服，以為先得我心之同然。[18] 桴亭認為：“天即理，心即天。要知得心與天與理無二處，方是真敬。否則，猶只是禍福恐動。”“人須是時時把此心對越天主。”“交流每念及‘天主臨汝，無二爾心’，便覺得百骸之中，天然震悚，更無一事一念可以縱逸。”“‘昊天曰明，及爾出王。昊天曰旦，及爾游衍。’識得此意，不特闇室屋漏，即閨門枕席之際，俱有個天在。”又曰：“能敬天方瑜伽場地能與天合德。”“人心中過不往處，即不成對天處。可以對天處，即人心中過得往處。只此即是天人一理。”“人能無念不成對天，覺得鬼神禍福之念，不唯不生恐動，且覺自有親切處。蓋與六合合德者，即與鬼神合其吉兇也。” [19] 更強調：“‘敬天’二字尤為吃緊。蓋能敬天，則時時有天主臨汝之念，理欲之界截然清楚。”[20] 按：一方面極具宗教性的虔誠，另一方面又屏棄鬼神禍福之說，的是儒家正脈。
桴亭又指出，居敬與窮理不成偏廢，敬天與敬心本為一事。“但須先認得‘敬’字親切，不成豫將書傳上老頭巾話填塞胸中。依樣葫蘆，便易進板腐一路”。所謂敬，“只是此心時時刻刻，可對神明，可對天主。最基礎一立，自能觸處洞然。然后將此心往窮理，細而一念一慮之微，年夜而萬事萬物之眾，時時刻刻，辨個天理人欲。久久這般，便為圣為賢，參六合、贊化育，都非難事”。究極而言，居敬與窮理，“兩者只是一事。居敬而不窮理，則敬為失；窮理而不居敬，則理為支蔓”。要言之，“戒懼為最基礎，格致為工夫”。[21] 按：所言全與朱子居敬窮理之旨相合。但是桴亭“于道學一途，尤不喜言主旨”，以為此乃“分門別戶之漸”。其自己并非“沾沾舉似一二語以為言者”，只是“甘苦自知之處，與後人暗合”罷了。本身常日自勵，以“‘心為嚴師，隨時精察’八個字做主”，工夫日久，方知“程朱教人進伎倆門”的居敬窮理，“真徹上徹下、徹始徹終之語”。此一事理，具見于圣賢書卷中，只是“吾人不克不及以本身身心一印證”罷了。[22]
清初理學之重視工夫，即此數語而可見。古人陸寳千傳授，對個華夏因，有簡明而中肯的說明：
蓋王學之在晚明，特重本體之主動性，以為道面前便是，不假設定，由是流于“虛玄而蕩”，“情識而肆”，其勢不克不及不變。高景逸、顧涇陽、涇凡兄弟于無善舞惡性之體一語即持異議，其后學者多轉而重視功夫。功夫進手在使學者有所依循，朱子之學，講求涵養在主敬，致知在格物，與陽明之致知己，較為具體而有痛處，逐漸為人所重。故明末清初，孫夏峰、李二曲、黃梨洲號稱三年夜儒，仍然講演陽明之旨，但是亭林即主朱子，其他遺老，痛明之亡，追咎王學，頗多轉宗考亭，闇然自修者，若陸世儀、張履祥、呂留良、朱用純、應撝謙等，皆內行無疵，康熙一代之朱學固在野而不執政也。[23]
按：所言甚諦。桴亭〈答漢陽黃赤子論學書〉有一段自述功夫之語1對1教學，可為陸傳授此說作左證。其言曰：
弟竊謂“恒”字“獨”字，終身可行，然緊要處尤在一“敬”字。丁丑初衷學時，起手得力，絕類陽明。蓋從百千憂患中逼發此心，忽見得天人一理處，不覺手舞足蹈，自謂功夫易簡直捷，從此可一了百當。迨彌造彌遠，而益嘆此心此理之無窮極，前此得力，止是起手處，全未是畢竟處。《中庸》有言：“尊德性而道問學。”尊德性功夫，一兩言可盡，然道問學事，難道尊德性事。學問有一毫未到，則德性有一毫未盡，未可謂一時悟徹，便可袖手弄白日也。[24]
桴亭揭出一“敬”字，乃是一條一血痕，自實地功夫中體會而得，決非泛泛之論。談理學而不從此等處著眼，終隔一層。
陳確庵對于桴亭《格致編》所揭“敬天”二字，尤為贊賞，以為“窺見千圣心法”。于是“用力此道，頗得要領。因定為《日紀考德法》，而揭“敬勝’、‘怠勝’于逐日之首；‘格致’、‘誠正’、‘修齊’、‘治平’于每月之終。自是以后，同道漸廣，旬有旬會，月有月會，講習商討，多歷年所”。不意崇禎己巳（二年）、庚午（三年）之交，“歲且洊饑，蝗蝻疫癘，平易近不聊生”。不數年間，“宗社化為邱墟，詩書委諸草莽，更有不忍見聞者矣”。[25]
確庵由是體會到，全國治亂，皆人心為之，“人心不逝世，則天命風行而乾坤立；人心逝世，則天命不可而乾坤亦幾乎毀矣”。鼎革后，遁跡鄉里，與友人、同學砥礪道義名節，“有蓮社之約”，略師藍田《呂氏鄉約》、朱子《白鹿洞學規》之意，“以期善相勸，過相規”，“然不過粗略罷了，尚未足以暢厥指也”。于是“復取《年夜學》中‘格致、誠正、修齊、治平’之目，條分縷析，畫為義例，俾同人有所遵照。而小學則本夫子‘孝弟’數言，約其年夜凡，以附其后”，令其二子“亦從事焉”，“合之為《圣學進門書》”。以此為兢兢奉行之規矩準繩，深看有人能“振起而昌年夜之”，俾“人心可以逝世而復生，年夜道可以晦而復明，三代之人材可以絕而復續也”。[26] 此書有小學、年夜學兩部門，“分小學為六，曰進孝，曰出弟，曰謹行，曰信言，曰親愛，曰學文；分年夜學為六，曰格致，曰誠意，曰正心，曰修身，曰齊家，曰治平。小學先行后知，年夜學先知后行，小學之終即年夜學之始，而逐日課程即以敬怠善過自考”。[27] 可見書中重心，正在于敬。
確庵論“日省敬怠”，云：
正人莊敬日強，安肆日偷。小學不由乎敬，則無以涵養乎來源根基，而謹乎灑掃應對之節，與詩書六藝之教；年夜學不由乎敬，則無以開發聰明，進修德業，而致明德新平易近之功。敬也者，圣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。有內敬，主一無適是也；有外敬，整齊嚴肅是也。有靜時之敬，戒慎不睹、恐懼不聞是也；有動時之敬，喜怒哀樂、發皆中節是也。有一日之敬，終日乾乾夕惕若是也；有一息之敬，終食之間不違仁是也。有統體之敬，欽明恭己、圣敬日躋、緝熙敬止是也；有物物之敬，手容恭、足容重、非禮勿視聽、非禮勿言動是也。故容有善而未必敬者矣，未有敬而不善者也。[28]
論居敬的條目與工夫，頗為詳備。
桴亭、確庵，學宗程朱而不存門戶之見，一以躬行實踐為重。桐鄉張楊園，亦宗朱子，但是從學之途，與陸、陳二人有所分歧。早年“讀《小學》、《近思錄》有得，作《愿學記》”。后渡江而東，拜劉蕺山（宗周）門下。聞甲申三月之變，“縞素不食”，步歸桐鄉楊園村，闇然自修，“益肆力程朱之書”。乃覺蕺山“個人空間《人譜》‘獨體’之說，猶近陽明，然以師故不敢言”。[29] 及至暮年，應人之請而批陽明《傳習錄》，有云；“一部《傳習錄》，只‘驕吝’二字可以蔽之。姚江自以才智過人，又于二氏有得，逞其長以覆其短，故一意排擠儒先。盍思《論語》曰：‘若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余缺乏觀也已。’”于有明一代表學，最為推重者為曹（端）、薛（瑄）、吳（與弼）、胡（居仁）四家。以為胡氏《居業錄》“有謹嚴整肅氣象”，薛氏《讀書錄》則“有廣年夜自得氣象”。云：“愚意朱子《近思錄》外，可輯為《四子近思錄》。”[30] 可知其不喜陽明，全從“敬”字著眼。
楊園平生，守禮惟謹。其《備忘錄》有云：“禮為立品之干。”“輕視禮者，希不流進于禽獸之域。一身一家亦然，邦國全國亦然。”又曰：“禮之最基礎從仁而生，禮之節文以義而起。《中庸》曰：‘仁者人也，親親為年夜；義者宜也，尊賢為年夜。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’知禮所以成性，故禮不成以不學也。關中之學以此為先，蓋所以與？”[31] 而禮的最基礎在敬，故曰：“程門‘居敬’，是徹上徹下工夫。”[32] 其與何商隱（如霖）書第一通有曰：“禮以敬為本，敬則自無非僻之干，人欲退而天理還矣。欲退理還，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，終日行行其所無事而靜矣。故又曰：‘無欲故靜。’然則茂叔、子厚，雖不言主敬，而敬在此中矣。”[33] 道光年間，堅持程朱門戶的善化唐鏡海（鑒），著《國朝學案小識》，分“傳道”、“翼道”、“守道”、“經學”、“心宗”諸目。楊園列進“傳小樹屋道”卷一，地位僅次于陸稼書。其所以這般推重，端在楊園之居敬守禮。[34]
教學徐俟齋志節堅貞，學養醇厚，羅雪堂（振玉）以其與顧亭林（炎武）并列，譽為吳中節義的典範。[35] 朱柏廬致俟齋書，硁硁以為，俟齋雖艱苦卓絕，于“主敬”一事，則“尚未密”。其言曰：
古人有以程子主敬之學為執著而不圓通者，又有以為未足盡圣人之學者，弟獨以為敬即天行之健。天一息不健，則四時不可；一端不健，則萬物不生。《易》于“乾”言“健”，不言“敬”；于“坤”言“順”，即言“敬”。圣人法六合之健，故六經、四子皆有“敬”也。一敬而全國之理得矣，全國之能事畢矣。堯之“允執厥中”，敬也；舜、禹加之以“惟精唯一”，而敬尤著。不敬則雜，何由精；不敬則輟，何由一？自講座場地是以后，歷圣群賢，未有外敬以為學。至于文王，而《詩》《書》所以言其敬者，尤為曲盡。使非文王實有以積中而著外，安能稱道精微若是？故曰：“文王我師也。”但敬有天然者，有強勉者。不思而得，不勉而中，從容中道，天然之敬也。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，強勉之敬也。吾輩能于一念之發，一物之應，實下強勉之功，天然漸進有得。以吾兄二十年之年夜節苦行，敬身之道，當今之世，孰逾吾兄，而手教猶云：“結習既深，根塵難泯。既知之，復蹈之；既悔之，復犯之。”……所云既知復蹈，既悔復犯，必有實見其然，而非貌為是說者。此無他，主敬未密耳。[36]
按：較前引陳確庵論敬一節，愈覺深刻。從中更可見，其時講學之士，以道義相商討，彼此間婉言無隱，相期共登于圣域。是為理學真血脈。
三、講學著書與淑世
《論語·為政》載：
或謂孔子曰：“子奚不為政？”子曰：“《書》云：‘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’施于有政，是亦為政，奚其為為政？”
李炳南居士的解釋直湊單微，云：“孔子答意，雖然不在官位，只需在家實施孝友，亦是為政。孝友是為政之本，除此之外，何事算是為政，故云：‘奚其為為政。’”[37] 錢賓四的解釋更為深刻，云：“孔子論政，常視政治為人性中一節，故處家亦可謂有家政。孔門雖重政治，然更重人性，違離于人性，將無政治可言。然則茍掉為人之道，又何為政可言乎？”[38]
要言之，以孔門之見，社會重于政治，為人重于為政。明清鼎革之際，明遺平易近高蹈不仕，以孝友為鄉里榜樣，講學不輟，恰是所謂“施于有政，是亦為政”。張楊園論許魯齋（衡），以其為“豪杰之士”，云：“后人以其仕元，并其生平而概棄之，總只是爭私衷。”又謂魯齋乃“篤信好學之士”，其所得過于金仁山（履祥）、許白云（謙），“后人特以仕元之故訾之”，實為“太過”。[39] 按：明人馮從吾《元儒考略·許衡傳》云，魯齋“慨然以斯道為己任。嘗曰：‘綱常不成一日亡于全國，茍在上者無以任之，則下之責也。’凡喪祭嫁娶，必征古禮以倡俗。從學者益眾。”[40] 魯齋化平易近成俗，有擔當精力，其功不在國家而在社會，不在政治而在人性。楊園之所以推許者，以此。
陸桴亭于教平易近成俗，至為重視，甚至以為，教平易近尤急于教士：
古者成均教士，司徒教平易近。三物、八刑、五禮、六樂，皆所以齊平易近也。漢唐以來，成均教士之法，猶存其名。至司徒教平易近，則名實俱亡矣。孟子曰：“無恒產而有恒心者，惟士為能。若平易近，則無恒產，因無恒心。”以此知教平易近尤急于教士也。為人上者可不加之意乎？[41]
清順治二年，明南都傾覆，桴亭遁跡鄉里。陳確庵則“奉父遷徙無常”，次年遷于昆山城東北之蔚村。[42] 其地“有七十二蓮花潭，仿古人蓮社以招隱者”，桴亭亦進社。順治六年己丑，桴亭應確庵之邀，“進村講《易》”。交流于是在常熟、武進、太倉、昆山各地，來往講學。[43] “其時江海治兵，征調煩急”，桴亭“賦詩紀事”，因此有“半晌羲皇”之語。[44]
其〈講易余義·後天弗違〉章末云：“人當末世，窮而鄙人，只做得后天奉天學問。然處末流之中，而不為末流所轉，修德著書，以教后學，以淑來世，即是貞下起元，即是後天弗違氣力。”[45] 以實施孝友為政的淑世之情，溢于言表。其〈學而時習章講義〉開首即說：“吾輩學為圣賢，不過成績本身一個人品。怎么叫做人品？只此章書中‘正人’兩字即是。”“若論其極，畢竟要才全德備，成己成物，參贊化育，能與六合并立為三，然后可謂正人。”生成現成的正人，“自六合開辟以來，不過堯舜孔子一二人罷了”。故欲為正人，脫不了一個“學”字。“學個甚么？不過《年夜學》所謂明德、新平易近、止至善罷了。而其要處，則在時習。”“學”字之義既知曉，“則自此以往，便無非學問了”。《年夜學》之道，既在明明德，在新平易近，則“時習而學，即是明德了”。“自此全要公此理于全國之人。公之于人，便是《中庸》‘成物’。不成物，終不克不及成己。”更須知，所謂成物，“亦不是本身把事理往送與全國之人，求全國之人來學我這事理的。本身只是一個時習而說，漸漸自鄉而國，自國而全國，凡有賢者，天然來就我商討，聽我講論”。到此田地，即是一個人己交相悅樂的境界。[46] 按：此文語言淺近，事理清楚，年夜有社會教化的功能，真是所謂“是亦為政”。
講學雖有化平易近成俗的功能，但所及者畢竟無限，欲將一己之所得公諸眾人，公諸后世，則莫過于著書了。桴亭云：
正人之于全國，功不用本身出，名不用本身成。茍吾書得行，吾言得用，使全國識一分事理，享一分承平，則正人之心畢矣。凡有功業，皆與人共之者也。著作者無論矣，讀而傳之者居其半，表章而尊信之者居其半，舉而措之行事者居其半。茍于斯道有一分之力，則于斯道有一分之功。[47]
又云：
圣人生季世，真是任年夜責重。使達而在上，則凡井田學校，後人已壞之法，皆其事也。窮而鄙人，則凡理學經濟，前賢未傳之書，皆其職也。雖屹屹孳孳，夜以繼日，猶將缺乏，豈得自托涵養，悠悠終日乎？
圣賢鄙人，功業只在著書。蓋時未可為，不特得位行道不成看，即教導英才亦不成得。寥寥數人，窮居談道，風聲既缺乏以淑四方，口耳又缺乏以及后世，雖稱聞道，而不克不及推吾之一切以公之全國后世，是亦圣賢之所不取也。……雖明理盡性之人無貴多言，然先知不覺后知，則愚不肖之人何所取法？后世懶惰好高之人，尤而家教效之，輒引以自況。又曰：“身將隱，焉用文之？”遂以無窮歲月，浪擲于空談詩酒之中，是可痛也。[48]
鼎革之際遺平易近如徐俟齋者，艱苦舞蹈場地卓絕，不進城市，欠亨賓客，矻矻窮年，著書不輟，此物此志也。
崇禎十年丁丑，確庵二十五歲，與桴亭及江（藥園）、盛（冷溪）諸人，“約為圣賢之學，讀書有得，即為日記”。次年，“成《講學全規》，規分八則，曰考德，曰課業，曰講論，曰記誦，曰經義，曰治事，曰問答，曰游詠。會分四事，曰旬會，曰季會，曰時會，曰歲會。”順治四年丁亥，“復與諸子講學，仿《呂氏鄉約》、朱子《白鹿洞規》、溫公真率會遺意，著《蓮社約法》，教以人論，相戒以不妄語，不訐私，不謀利，不作無益。會人則同屬同道，會舉則論道、景物、燕享、過從，會品則有便設、特設、很是設。又以端心術、廣氣類、崇儉素、均勞逸為蔚村講規，以孝弟、力田、積德為蔚村三約。又有五柳堂學規，曰德性，曰經學，曰治事，曰文藝。其小學之規曰習禮，曰受書，曰作課，曰講書，曰歌詩”。王亮生（瑬）以為，“蓋師長教師了解不可，而隨處為世道人心之計，故立教周詳這般”。[49] 按：凡真正理學家，決不恝置斯世斯平易近，講學誨人，隨處為世道人心計，乃己分內事，不成不為者也。
確庵、桴亭，具經世之材，有效世之志。[50] 確庵作〈白鹿洞規講義〉，自謂：
那時節覺得此心與六合相通，與千圣百王相接，不免難免起了妄圖，出則致君澤平易近，做掀天揭地事業；處則聚徒講學，得全國英才而教導之，如濂洛關閩諸儒普通。不想時移勢殊，兩愿都不得遂，只得杜門息交，著書立言，已是十余年了。這十余年中，吾輩精力日減一日，人心風俗日壞一日，眼見得已是無用的人了。幸而尚存一息于六合之間，若不將這事理清楚一清楚，也覺虛度了半生，反是獲咎于六合圣賢。所以本日之舉，稍稍廓而年夜之。這原是吾輩的素願也，只為不克不及見之實施，只得鼓舞幾個人才，成績幾個后學，要留這種子在六合間，以待異日。當初文中子設教河汾之上，后來就有許多人才，如房玄齡、杜如晦、魏征、李靖輩，都是名世之佐。元朝自許魯齋后，年夜興講學。學校之外，又有書院，書院之中，都置山長。后來品德節義、功名事業，都在山長中出。可見留種子在那里，畢竟還有效處。所以先儒說為六合立心，為生平易近立命，為千圣繼絕業，為萬世開承平。這不是狂言欺人，實實見得這般。[51]
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”，儒者終未能忘情于當代，只需仍有愿學之人，聚徒講學又豈可以已乎？
南明弘光元年（清順治二年），南都破。徐俟齋父勿齋（汧，謚文靖）殉國。俟齋欲從逝世，勿許，命其“長為農夫”。俟齋時年二十四，由是恪遵父訓，志不少衰。其〈與馮生書名羽，字鶴仙〉有云：“仆自二十四歲而長往避世，今已五十一歲矣。……仆逝世志得逞，故謹守祖先之一言，至二十八年而不變也。匿影空山，杜門守逝世，始則絕跡城市，今并不出戶庭，親知故舊都謝往還，比屋經年莫覿我面，傭力自活，采薇茍全。”[52] 這般一位豹隱無悶之士，于斯世斯人的福祉，仍不克不及忘情于胸中。其〈休寧何氏世譜序〉有曰：
三代而后，宗法不立，世風以衰，識者憂之。所賴全國巨室，各兢兢焉守其門第，謹其氏族，以辨貴賤，以別1對1教學婚姻，以遠嫌疑，以定昭穆，充其仁孝之心，率其親善之行，庶幾繇家以著于族，繇族以著于鄉，繇鄉以著于國，繇國以著于全國，而風俗以厚，治道以成矣。蓋一族如是，而九族以風，九族如是，而四方是則，萬姓是效，其理然也。[53]
希冀天下昇平的心境，躍然紙上。從中更可見，在俟齋眼中，清朝之土，原為吾土，清朝之平易近，本是吾平易近，又豈可淡然視之乎？按：張楊園認為，黃石齋（道周）乃“文章之士而進于名節者”，劉蕺山則是“名節而進于品德者”。[54] 顯然以為，品德高于名節。以此為準，若徐俟齋者，可謂名節而進于品德者也。
俟齋不講學，但是著書傳后之事，固未嘗一日忘懷。《居易堂集·凡例十一則》第六云：“生平無似，然讀書作文，一字一句，必心有真見，有獨得，然后發之，既不敢擁護蹈襲，亦不敢標奇好異。若體裁義例，則必依據前人，其或吾之所見有灼然自負者，亦竟發前人所未發，以信之千古，此又在覽者之自得之，當不訝其為師心也。”[55] 守先待后，自負其文之情，灼然可見。錢賓四論中國文明與中國文學，特為標出“自負精力”，認為“此種精力，幾等于一種宗教精力，所謂‘推諸四海而皆準，質諸六合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’。不僅講儒家修養者有此境界，即文學家修養而達于至高境界，亦同有此意境”。[56] 若俟齋者，其此之謂乎。此種自負的背后，恰是平易近胞物與的儒家淑世精力。
俟齋絕景窮居，讀史甚勤，有《通鑒紀事類聚》之作，旨在“取善可為法，惡可謂戒，而善善同清，惡惡同污”，隨袁機仲（樞）、朱晦庵（熹）之后，作《通鑒》元勳。其言曰：
昔宋孝宗讀《紀事本末》而嘉嘆，頒賜東宮及江上諸帥，曰：“治道備是矣。”《綱目》書行，尹起莘諸儒謂為先圣繼絕學，為后世開承平。以枋微末，詎敢妄擬先賢，希蹤軼軌，而原其作書之意，則實欲隨建安、紫陽之后，為文正之書之鼎足云。[57]
又著《讀史稗語》，其序文開首即引太史公語“虞卿非窮愁，不克不及著書”。而后解釋說，所謂著書，“必上可窮天人新聞瑜伽教室之數，次可壯君國黼黻之猷，內以盡生命之微，外以極文章之盛，退足自潤其身，進足見之行事，華實兼茂，舒卷隨時，斯無愧也。詎所論于煙墨驅染，月露風云者哉？”[58] 這段話，年夜可視為俟齋的夫子自道。
清順治二年，明南都破，昆山把守。朱柏廬之父以發（集璜，私謚節孝師長教師）助城守，城破殉節。柏廬“厲志節，精理學，遠近人士沐教澤而服行誼者，五十年無間言”。[59舞蹈教室] 隱居鄉里時，亦曾講學，后辭諸子聽講，強調身教重于身教。指出：學當然“必講而后明”，但是“學之明，不徒在講，必也德之修，義之徙，不善之改，三者交勉，不遺余力，方可日進于明耳”。[60] 又指出：“身教者誠，身教者偽。《中庸》‘成己成物’，只一‘誠’字統括。所謂誠者，非但空懷志念罷了。實實做得圣賢學問，不偷一分；實實盡得圣賢事理，不欠一分；方始是誠，方始是成己成物。”圣賢學問，則必須貫徹于“日用常行”：
古之所謂日用常行，年夜段不掉倫常矩矱。今之所謂日用常行，無非種種惡習，人心中只辦得個“卑劣”二字，倫理上只辦得個“茍且”二字，行而習之，莫會議室出租知其尤。所以為日用常行，縱便收定韁勒，不更隨逐波流，亦只成績得卑劣茍且，更無出頭日子。故須勘破而今魔障，跳出而今坑坎，直以圣賢之心為心，圣賢之事為事，把此日用常行逐一正其本位，更從下面探討出色。以此進道，庶幾不難。總須人我之見挨往得一分，便于己物之成挨進得一分。此是至切要訣。[61]
諄諄教誨，逼真有味，一以成己成物為依歸。桴亭、確庵這般，柏廬亦然；是謂清初江南理學之正宗。
四、痌瘝在抱
宋以來儒者，辦書院，倡鄉約，最為關切的是人倫，是社會，是平易近生。清初不仕新朝的理學家亦然，于生平易近休戚，尤其是鄉邦利病，不克不及一日往懷。桴亭、確庵，足為典範。桴亭云：
治全國必自治一國始，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，治一鄉必自五家為比、十家為聯始。予嘗作《治鄉三約》，先按地勢分邑為數鄉，然后什伍其平易近，條分縷析，令皆歸于鄉約長。凡訟獄、師徒、戶口、田數、繇役，一皆緣此而起，頗得治邑貫通之道。
但是其時論治者，鄉約、社倉、保甲、社學，紛紛雜出而不知其要。須知“鄉約是個綱，社倉、保甲、社學是個目”。所謂鄉約，乃是“約一鄉之人而共為社倉、保甲、社學也”。孔子論政，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平易近信之矣。”桴亭以為：
社倉是足食事，保甲是足兵事，社學是平易近信事。許多條理，都在這一日講究。否則，徒群聚一日，說幾句空言，有何補益？鄉約中，止宜賞善，不宜罰惡。恥辱之于年夜眾之中，使人無改過之路，所謂若撻之于市朝也。[62]
可見其心目中的鄉約，其實就是儒者指導下的小區自治，生計與品德并重（品德教化，當重在鼓勵，不在懲罰）。自下而上，層層推廣，最終是平易近生安樂，天下昇平的幻想社會。
明亡后，“傳授不可，養生之道幾廢”。桴亭于是開始涉獵農田水利之學，以為凡事皆有天時、天時、人和。以農田而言，水旱是天時，肥瘠是天時，修治墾辟則是人和。三者之中，“亦以人和為重，天時次之，天時又次之”。[63] “水利與農田相表里”，故治農田不成不講究水利。“善治水者以水為利，不善治水者以水為害。江南澤國，而土田日辟，以水為利也；東南窪地，而每受河害，以水為害也。故善言水利者，必言農田。”至于水利，“只是蓄泄二字。高田用蓄，水田用泄；旱年用蓄，水年用泄。其所以蓄泄之法，只在壩閘。知此數語，水利之道，思過半矣”。[64] 而欲治壩閘，須知地形，欲明地形，幾何之術為不成少。在這方面，西學實較中法為精：“西學有幾何用法，崇禎歷書中有之，蓋詳論勾股之法也。勾股法，《九章》算中有之，然未若西學之精。嘉定孫中丞年夜東更為詳注，推演極其緊密，惜此書未刊，世無從究其學耳。”[65] 足見桴亭極富實用精力，堂廡甚年夜。錢賓四所謂，“其為學規模，實可謂是朱子之具體而微”，[66] 即此而可見。
桴亭又指出：
東南水利不修，只壞在運河一事。運河地形，本難通流潴水，設為無數壩閘，勉強關住，常慮水淺不夠，運道艱阻。故凡南方諸水泉，悉引為運河之用，平易近間不得治塘濼為田者，為此故也。習久不講，北人但知水害，不知水利，其為棄地也多矣。東南棄地多，不得不取足東南，東南竭，則東南亦因之以壞。定都不講，東南水利不修，運河不廢，平易近生之病，未有已也。[67]
按：非全局在胸中，不克不及發為此語。東南水利不修，農田廢棄，其癥結在運河，而運河之所以主要而不成廢，則在于中心政權的需私密空間求而不顧平易近生。所言實甚沉痛。更指出，“以東南而仰東南，實始于元。元立國不久，經畫不周，欲通一線”，故汲汲修治運河，東南、東南，均受其害。明人徐貞明（字孺東，有《潞水客談》一卷，論東吳六郡水利）有言曰：“中人治生，必有附居常稔之田。”桴亭即此說道：“今京畿四輔以及山附近河瀕海之地，皆國家附居之田也，顧荒而不治，待哺東南，近廢可耕之產，遠資難繼之餉，豈謀國經久之道哉？……夫不知附居常稔之說，則不得不資東南，必資東南，則平易近力不得不困。平易近力困而欲求國計之足，雖桑宏復生，不成復也。”[68] 可見桴亭雖堅守遺平易近志節，不仕新朝，但對于斯土斯平易近的殷殷關切之情，絕不是以而少衰。
桴亭論治，固重平易近生，然亦時刻不忘教化。論種田唱歌云：
種田唱歌最妙。蓋田眾群聚，人多口雜，非閑話即互謔，雖嚴禁之不成止。惟歌聲一發，則群囂肅然，應節赴工，力齊事速。但歌辭淫穢，殊壞風俗，擬效吳歈體，撰歌辭數十首，一自己情，發揮風雅，凡田家作苦，孝弟力行，以及種植事宜，家常工課，與夫較時量雨，賽社祈年之類，俱進之歌中，以教農平易近，似亦于風教有裨。[69]
儒家之分歧于技術權要或功利主義者，正可于此等處見之。
確庵一如桴亭，亦是錢賓四所謂理學與經濟兩面兼盡者。“以全史眾多難讀，乃編為四年夜部，以政、事、人、文別之。政部門曹，事部門代，人部門類，文部門體。手書巨帙各數十，略能背誦。又旁通當世之務，河漕、農田、水利、兵書、陣圖，無不研貫。暇則橫槊舞劍，彎弓注矢，擊刺妙全國。”居昆山蔚村時，“村田沮洳，導里人筑圍岸御水，用兵家束伍法，不日而成。”[70] 可見其經濟之學，不僅坐而能言，更是起而能行。對于鄉邦利病，尤為關切。撰有〈治病說〉，云：“國家仰給于江南，江南之平易近，三空四盡，人不聊生，逝世亡載途，盜賊蜂起”，是謂“標本俱病”。于是提出治標、治標二法。治標之法是“聚會場地定常賦以絕蠹漁”。指出：夏稅秋糧，固已有“必定之數”，但是“每歲必復位會計”，“手下之省，省下之府，府下之州縣”，奸猾胥吏于是“因緣為奸，擅自加派”。結果是：“以無限之生產，供無窮之溪壑”，財富“不在上，不鄙人，而但歸中飽”。解決之方是，明告全國：“今年常賦、蠲赦、本質、折色，各非常之幾。”“贓官府之掊克，杜胥吏之覬覦”，莫善于此。至于治標，則是“興水利以辟田疇”。具體而言，是“開劉河”，“當以蘇、松、常三郡協開”，以解決經費問題。須知：“蘇州一郡之田，十倍于太倉一州之日；松、常二郡之田，二十倍于是太倉一州之田。是合三郡之田，可當太倉之田三十倍也。”是以，籌措經費之法，“莫若于三郡之田，加漕米每畝五合，代太倉漕兌，而截留太倉之漕米，即用太倉之人夫，以開劉河”。至于“起夫”，則建議用其自己“蔚村筑岸之法”，即“不問業主而問佃戶，責成于圩長，而照田起夫，每田二十畝，夫子一人。其人夫工食，不用征米進倉而后給之”，可“給以信票”，準許其“于田畝中每畝先扣二斗為工食費。每夫二十畝，是每夫當扣租四石也。每夫用力百日，是一夫日得米四升”。蒼生見這般受害，定當奔忙恐后了。[71] 所論至為精詳，足見其辦事才干。
其論理財，崇霸道而斥蠻橫，曰：
管子富國之法，年夜約籠山澤之利，操輕重之權，在上不鄙人，使巨賈年夜賈無所取利。桑、孔之徒師其意，以為均輸平準之法，而不知合變。何也？管子，蠻橫也，可施之一國，不成施之全國。茍利吾國，鄰國雖害，不恤也。為全國則否則。此有余，彼缺乏，缺乏者亦王土也。此享其利，彼受其弊，弊者亦王平易近也。故桑、孔用之漢而耗，王、呂用之宋而亡。[72]
年夜意是財富不成壟斷于上，國家不成與平個人空間易近爭利，否則財聚則平易近散，年夜亂之道也。按：這般議論，可謂儒家正宗。
桴亭〈答陳介夫書〉云：“吾輩為學，只是‘逼真’二字。真則得其本意天良，切則不離日用。得其本意天良，則居敬之道得矣；不離日用，則窮理之功密矣。能居敬窮理，學問更有何事耶？”[73] 立品行事，一皆出于不忍人之本意天良，此便是“真”。論學論治，平實而不務高遠，言之必可行之，此便是“切”。桴亭這般，確庵亦然。清初江南理學之典範，其在于斯乎。
五、余論
陸寳千傳授指出，清圣祖康熙“重視朱學，至老弗衰”。上之所好，下必甚焉，“偽言飾行之士”，當然在所難免。“然碔砆之中，間雜瑾瑜；茅葦之叢，亦生蘭蕙”；“康熙一代之治，實由于此”。世宗繼位，一仍其父故轍。呂留良案發以后，則“不復再有尊朱之舉，轉而多刻佛經，親選語錄，自稱圓明居士，以皇帝之尊，而居一山之祖，開堂授徒。凡諸舉動，皆足示朝廷意向由程朱而旁轉也”。自此以后，程朱之學漸掉其“厲世摩鈍之用矣”。[74] 所言甚諦。同時又須知，程朱之學于上層政治當然是感化衰歇，但是仍流衍于平易近間。以江南而言，清初理學之風的余韻，直至平易近國猶未斷絕，茲舉數例以明之。（己丑以后，當地踔天駭之會，歷來相傳舊物，若與新次序水乳交融，一概在鏟除之列。崇道不崇勢如理學者，固難乎免于今之世矣。）
業師耐公夫子出自華亭封氏，即為門第理學之例。封氏累世讀書，為鄉里榜樣。夫子尊人庸庵（文權，字衡甫）師長教師，不事科舉，好性理之學，躬行實踐，布德施化。吳縣曹叔彥（元弼）為衡甫作傳，謂其“尤聚會場地篤嗜朱子書，明明斤斤，性理是察；勉勉循循，躬行是敦；不求聞達而闇然日章”。又曰：“君崇禮敦仁，中歲后興建家祠，率合族子姓，齊明承祀，燕毛序齒，述先世德言，勉以孝弟仁讓。惠恤鰥寡老窮，自近及遠，凡貧乏假貸靡不應，日久不克不及償者，焚其券，更隨時周之，無絲毫德色。”[75] 婁縣張聞遠（錫恭），為衡甫從舅，畢生治禮經，尤精喪服之學，清末進禮學館，與修通禮。與華亭錢復初（同壽）、吳縣曹君直（元舞蹈場地忠）、叔彥兄弟友善教學，商討道義，固守程朱矩矱。諸師長教師者，皆可謂“六經尊伏鄭，百行法程朱”者也。
華亭一郡，固多理學之士。道光年間有范墨農（臺），“弱冠，補邑諸生。后喜讀先儒語錄，未嘗一與科舉。居郡城西門外，茅舍三間，不蔽風雨。家至貧，中年喪耦，不另娶。閉戶授徒，不與外事”[, , , 76]。著有《困學語》一卷，多為學道有得之言，流傳于松郡士人間。中有云：“讀書當體諸身，見諸行事，非徒矜廣博也。若所讀者圣賢書，而所為者俗氣事，讀猶不讀。”“敬是千圣傳心之法，學者不成無主敬工夫。”（頁二上）“士敦教化，農服田疇，工利器用，商通貨財，皆相維相系而不成缺者也。四平易近之外，有空過歲月，空吃世間飯者，非蠹而何？吾之為蠹久矣，急宜猛省。”（頁四上）“後輩當自幼培養。為父師者，先以前人嘉言懿行，晝夜與之講貫，使盈耳充腹，無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，氣質天然變化矣。將來達而在上，為一代名臣；窮而鄙人，亦不掉為一鄉慈善家。”（頁四下）“修族譜以明世次，建宗祠以奉祖先，立義田以恤貧困；斯三者，睦族之道也。有志之士，當留心焉。”（頁十一下——十二上）言之諄諄，以敬宗收族、教化鄉里為己舞蹈教室任，的是理學宗風。
太倉唐蔚芝（武功），清末官至農工商安排理尚書，后長路況年夜學，多歷年所，儼然中國現代工科教導之先驅，又創辦無錫國學專修館（后改為專修學校），倡導讀經救國。學宗朱子，于陸桴亭《思辨錄》尤為推許，以為真乃有體有效之學。[77] 益陽陳天倪（鼎忠），平易近國二十二年受蔚芝之邀，任教于無錫國學專修學校，十一月二旬日有便函致其兒子云章，論及蔚芝云：“唐校長功夫，全在一‘敬’字。危坐終日，絕不傾倚。貌極溫和，言極懇摯。無論何矜才使氣之人，一見即嗒然若喪，足見理學之力甚年夜。人無智愚賢不肖，未見有非議者。以此知誠能動物，非虛語也。或亦江蘇人水平較高之故，若在湖南，恐不克不及免謗耳。……唐師長教師全家孝友，獨未足異。所異者小孫三數人，十歲教八歲者，八歲教六歲者，以次相傳，極合規律，無一輕舉妄動。十歲以上，即寫日記，中多理學語。余見此，恍游于洛、閩之域矣。”[78] 按：江南理學之風的余波，即此而了然。並且蔚芝子侄輩，多留學american，研習現代科學、工藝，中、英文俱佳者，可見理學與現代科學知識，本無沖突。至于晚世聞人，趨時生怕后，年夜唱科學及現代化高調者，畢竟把握了幾多科學的、現代的知識，自亦難言也。
即使是十里洋場的上海，平易近國年月仍有奉過程朱理學，身體力行之士。筆者姑丈郁元英師長教師即為其例。郁氏于明清易代之際，流離至滬瀆，繁衍三百載。元英之祖屏翰（懷智），曾任上海總工程局總董，興學賑災，樂善好施，卒后滬上紳商私謚曰敦惠師長教師。元英吃苦躬行，全不似大族子。生平謹記宋儒，為其子取名曰慕熹、慕濂、慕明等。于收族敬宗之事，至為重視。撰有《郁氏家乘》，開首“族會”項云：“古者圣人之教，其道有四：親親、長長、貴貴、賢賢。”古時，“氏族有長子以收族，百世不易”，此為親親之義。“晚世宗祠之制有族長者，此則長長之義也。”“諸侯奪大批，年夜夫奪小宗，此則貴貴之義。”至后世，“賢者不用貴，貴者不用賢，于是貴之為貴，不若賢之足貴矣”。“故舞蹈教室宜于長子、族長之外，更舉賢能以為族正，庶親親、長長、貴貴、賢賢之義不偏廢矣。”“宗祠”項謂，古時“支子不祭，祭于長子之家”，而現代“因執業之分歧，路況之進步，子孫之異居者，往往千萬里相往”，故與其廢祭，毋寧支庶亦得與祭。“祭奠”項有曰：“五倫之道，儒術也。逆子慈孫，不成任和尚道士進祠驚擾。”[79] 可見其一秉理學家言，拘拘守禮，但是亦有變通，以適應現代社會。
晚世最具宋代表學家風范者，當推富陽夏靈峰師長教師（震武，字伯定，號滌庵，辛亥后居富陽之里山，筑靈峰精舍以授徒，故學者稱靈峰師長教師）。同治十二年舉于鄉，座主為侍郎宗室寳竹坡（廷），甚重之，“嘗謂閱海內士年夜夫多矣，未有堅定如震武者”。靈峰由是“益奮勵，以圣學自期”。次年景進士，數年后授工部主事。屢次上書言事，直聲年夜著。父歿，“以禮治喪，不飲酒，不食肉，不脫衰绖，僧道悉屏不消。既葬，寢苫枕塊于墓側”。母歿，“治喪亦如之，再廬母墓”。宣統元年，浙江教導總會公舉為會長，允受代三月，“既至，即以廉恥教導宣于眾”。復受代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監督三月，“亦所以勉諸生”。“受任六月，絕干請，杜奔忙，忤當事意”。有教習為聯盟會員，鼓動諸生以逐之。平易近國成立，乃返里居，“杜門講學，足跡不及城市。謂本日年夜變，儒者當為先圣先王之道法守節，而拘拘于一姓之生死者，乃匹夫之小諒，非儒者之節也”。于是改服漢衣冠，“笄發委貌，玄衣垂紳，昭其志節”。雖不自居于遜清遺老之列，而隆裕太后辭世，則據“禮為舊君為舊君母妻，皆齊衰三月”之義，“不以國之生死改易”，為隆裕持喪三月。平易近國十九年，孫殿英盜發高傲宗及孝欽后陵寢，則“援太廟毀例，為位而哭”。
靈峰為學，“確守程朱，以居敬窮理、力行交修為用力之途，以窮理為知言之本，以居敬力行為養氣集義之功，合孟子、程朱而一之。平居處己接物，動必以禮，禮又致嚴于喪祭，求備于冠婚”。“聞看既隆”，從學之士絡繹于道，朝鮮、japan(日本)、越南，皆有至者，前后生徒達千余人，山東長山及河南設有靈峰精舍分舍。自謂：“達而在上，救全國以政；窮而鄙人，救全國以學。國無道，至逝世不變，今其時矣。”“又以儒者處困慮難，不幸生值禍變，當自驗其定力。孔門門生，汲汲皇皇，權門有所不避，而孔子不非之者，圣賢救世之心也。”“而門下私議，以為救人心莫急于廣圣學，廣圣學莫先于求友聲，于是倡羲孔學會，亦有請墾田于關外者”，皆許之。平易近國十九年，靈峰卒，仍有少數學生至富陽讀書，商討共學。倭寇進侵，始日趨蕭瑟。[80] 1960年月初，先君游富春江，江上船子漁夫，皆知里山靈峰師長教師其人，足見其化行鄉里之效。
靈峰師長教師者，可說是理學之儒的最后典範。當代學者所稱道的新儒家人物，充其量不過是善談宋明哲學的思惟家罷了，何足以當理學或道學之目。綿延八九百年的理學，本日固已絕跡于禹域神州，但是得靈峰師長教師其人以為殿軍，亦可謂無多遺憾了。
（刊于《史林》2013年第2期）
[1] 《原儒》（上海：龍門聯合書局，1956年），上冊，頁45上。
[2] 《論語·季氏》引孔子曰：“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。”徐澄宇案云：“隱居以求其志，志者志為圣賢也，‘十五而志于學’之志也，即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。行義以達其道，即‘達則兼善全國’。”見其《論語會箋》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1994年），頁247。
[3] 《二曲集》，陳俊平易近點校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），頁104-05。
[4] 〈與徐俟齋書〉，《愧訥集》（昆山保管祠產委員會，平易近國十八年），卷一，頁六上。
[5] 《清儒學案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影印原刊本，1979年），卷三，頁一上。
[6] 〈桴亭師長教師事略〉，李元度《國朝先閒事略》（《四部備要》本），卷二七，頁十七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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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7] 《陸陳兩師長教師詩文鈔》（光緒六年鎮洋繆氏凝修堂刻本），卷首，蒯德模序。按：凝修堂本無《桴亭師長教師文續鈔》一卷。
[8] 錢穆〈清儒學案序〉，支出《中國學術思惟史論叢（八）》（臺北：東年夜圖書公司，1990年），頁377
[9] 《思辨錄輯要》（《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二，頁十八。
[10] 上書，卷一，頁十六下，十七上。
[11] 同上，頁十四。
[12] 〈讀史筆記自序〉，《桴亭師長教師文鈔》，卷四，頁十九。
[13] 〈陸桴亭學述〉，《中國學術思惟史論叢（八），頁40。
[14] 〈講學紀事序〉，《桴亭師長教師文鈔》，卷四，頁十一。
[15] 《思辨錄輯要》，卷二，頁十一上，十三上。
[16] 上書，卷三，頁十五下——十六上。
[17] 陳瑚〈圣學進門書序〉，《確庵師長教師文鈔》，卷三，頁三四。
[18] 李元度《國朝先閒事略》（《四部備要》本），卷二七，〈陸桴亭師長教師事略〉，頁十七下。
[19] 《思辨錄輯要》，卷二，頁十四。
[20] 上書，卷三，頁十二下。
[21] 《桴亭師長教師文鈔》，卷三，〈答楊亮聞論居敬窮理〉，頁二三上——二四上。
[22] 上書同卷，〈答晉陵湯公綸論學書〉，頁二四下——二五上。
[23] 《清代思惟史》（上海：華東師范年夜學，影印原刊本，2009年），頁142-43。
[24] 《桴亭師長教師文鈔》，卷二，頁四。
[25] 〈圣學進門書序〉，《確庵師長教師文鈔》，卷三，頁三四下。
[26] 同上，頁三四下——三五下。
[27] 《國朝先閒事交流略》，卷二八，，陳確庵師長教師事略〉，頁一上。
[28] 同上，頁二上。
[29] 上書，卷二七聚會場地，〈張揚園師長教師事略〉，頁二十上。
[30] 蘇惇元纂訂重編《張楊園師長教師年譜》，支出陳祖武點校《楊園師長教師全書》（北京：中瑜伽場地華書局，2002年），《附錄》，頁1513-15。
[31] 《楊園師長教師選集》，卷四二，《備忘》四，頁1190，1196。不敬則雜，
[32] 上書同卷，《備忘錄遺》，頁1213。
[33] 上書，卷五，頁110。
[34] 鏡海論曰：“窮理居敬，宗法考亭，知行并進，內外夾持。無小無年夜，無粗無精，無一念非學問，無一事非學問。蓋所謂言有教，動有則，晝有為，宵有得，瞬有存，息有養者是也。嘗謂吾人自著衣至于解衣，終日之間，所言所行，須知有幾多過差；自解衣至于著衣，終夜之間，所思所慮，須知有幾多邪妄；有則改之，此為修身第一事。又謂實其心之謂誠，不敢不實其心之謂敬，無在而不實其心之謂一。”《國朝學案小識》（《四部備要》本），卷一，頁五上。
[35] 雪堂撰有《徐俟齋師長教師年譜》，序云：“明季節義之風，以吳中為最盛，而志彌貞，遇彌苦，學彌醇，予所尤欽慕者，莫如徐俟齋、顧亭林兩師長教師。”引自徐枋《居易堂集》，黃曙輝、印曉峰點校（上海：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，2009年），附錄，頁525。
[36] 〈與徐俟齋書〉，《愧訥集》，卷一，頁四上——五上。
[37] 李炳南《論語講要》（臺中：臺中蓮社，2011年），頁80-81。
[38] 錢穆《論語新解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85年），頁42。
[39] 見其《備忘錄》，《楊園師長教師集》卷四十，頁1084；卷四一，頁1128。
[40] 引自王成儒點校《許衡集》（北京：東方出書社，2007年），卷十三〈附錄〉，頁320。
[41] 《思辨錄輯要》，卷十三，頁六。
[42] 王瑬〈陳師長教師瑚傳〉，錢儀吉《碑傳集》卷一二七，支出《清代碑傳選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書社，1987年，影印本），頁638。
[43] 《確庵師長教師文鈔》，卷五，〈尊道師長教師陸君行狀〉，頁十八。
[44] 《思辨錄輯要》卷四有云：“講學未有所得，是最苦事。既有所得，則講學之樂，其味無窮。”頁二下。
4f[45] 《桴亭師長教師文鈔》，卷一，頁五下。
[46] 同上，頁五下——六下。
[47] 《思辨錄輯要》，卷五，頁十三下——十四上。
[48] 同上，頁十二。
[49] 〈陳師長教師瑚傳〉，頁638。
[50] 〈陳師長教師瑚傳〉云：“兩人憂全國多故，乃講求地理、地輿、兵農、禮樂之書，旁及奇門、六壬之術，時復彎弓橫槊，弄刀舞劍，將以為用世具也。”
[51] 《確庵師長教師文集》，卷一，頁十六下——十七上。
[52] 《居易堂集》，卷三，頁58-59。
[53] 上書，卷五，頁119-20。
[54] 《楊園師長教師選集》，卷四二，〈備忘錄遺〉，頁1200。
[55] 《居易堂集》，卷首，頁5。
[56] 錢穆〈中國文明與中國文學〉，載《中國文學論叢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2年），頁37。
[57] 〈通鑒紀事類聚序〉，《居易堂集》，卷五，頁101，106。按：此書已佚。
[58] 〈讀史稗語序〉，《居易堂集》，卷五，頁107。按：此書亦已佚。
[59] 彭定求〈朱柏廬師長教師墓志銘〉，《愧訥集》，卷十二附載，頁一上。
[60] 〈辭諸子聽講〉，《愧訥集》，卷二，頁二上。
[61] 同上，頁三下——四上。
[62] 《思辨錄輯要》，卷十八，頁十二。
[63] 上書，卷十一，頁一。
[64] 上書，卷十五，頁八下——九上。
[65] 同上，頁八。
[66] 〈陸桴亭學述〉，頁23。
[67] 《思辨錄輯陸要》卷十五，頁九。
[68] 〈東南治田書序〉，《桴亭師長教師文鈔》，卷四，頁十七下，十八上，十九上。
[69] 《思辨錄輯要》，卷十一，頁十四下。
[70] 《國朝先閒事略》，卷二八，頁一。
[71] 《確庵師長教師文鈔》，卷二，頁一上-——四上。
[72] 《國朝先閒事略》，卷二八，頁二。
[73] 《桴亭師長教師文鈔》，卷三，頁三十下。
[74] 《清代思惟史》，頁157-58。
[75] 曹元弼〈誥授奉政年夜夫候選直隸州知州封君傳〉，筆者所躲手本。按：此文作于壬辰（1952年），時叔彥已八十有六，次歲即辭世。
[76] 《困學語》（道光二十五年刻本），卷首，門人朱黻、白文治跋。
[77] 〈《廣思辨錄》序〉，《茹經堂文集四編》，沈云龍主編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》（教學臺北：文海出書社，1974年），第4輯，第33種，《茹經堂文集三、四編》，頁1702（原刊本，卷六，頁170。
[78] 陳天倪《尊聞室剩稿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〈家書·一〉，頁、977-78。
[79] 以上諸條，皆見《郁氏家乘》（平易近國二十二年刊本，中華書局承印）。
[80] 以上所言，據蔡冠洛編著《清代七百名人傳》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984年，影印平易近國二十五年原刊本），頁1563-66；及〈里山鎮在發展中前進〉http:/教學場地/lsz.fuyang.gov.cn/2012/07/09/341413.shtml。
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
